中國向來以「禮儀之邦」自居，聖人亦以「禮教」作為治平天下之重要手段。縱使中古的公私禮書都已漸趨成熟，但其行用效力卻僅止於政治權力的擁有者，始終無法真正普及庶人。安史亂後國家社會的巨大變動，讓公私禮儀文本出現重大變化：國家禮典因皇權的深入，使其教化功能漸失聖人禮教之原意；私禮文本則在科舉士人提升家族教養之考量下，而競相投入編撰，其中尤以朱熹《家禮》為代表，元、明即將之納入國家禮教規範。透過禮典與家禮之行用，「禮下庶人」的理想在形式上已經達成。此歷史發展的推動力量，正是儒士與君主之治國理想──「制禮以教天下」。本書即在勾勒公私禮書在唐、宋發展的樣貌，及其轉變之歷史脈絡與意義。

中國向來以「禮儀之邦」自居，聖人亦以「禮教」作為治平天下之重要手段。縱使中古的公私禮書都已漸趨成熟，但其行用效力卻僅止於政治權力的擁有者，始終無法真正普及庶人。安史亂後國家社會的巨大變動，讓公私禮儀文本出現重大變化：國家禮典因皇權的深入，使其教化功能漸失聖人禮教之原意；私禮文本則在科舉士人提升家族教養之考量下，而競相投入編撰，其中尤以朱熹《家禮》為代表，元、明即將之納入國家禮教規範。透過禮典與家禮之行用，「禮下庶人」的理想在形式上已經達成。此歷史發展的推動力量，正是儒士與君主之治國理想──「制禮以教天下」。本書即在勾勒公私禮書在唐、宋發展的樣貌，及其轉變之歷史脈絡與意義。

唐律與國家社會研究，ISBN：9789571117119，作者：高明士

唐律與國家社會研究，ISBN：9789571117119，作者：高明士

張文昌（Chang Wen-chang） 臺灣彰化人，1969年12月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研究領域為中國唐宋史、中國禮儀史、中國法律史，與古代東亞史。學術專著有《唐代禮典的編纂與傳承──以《大唐開元禮》為中心》，研究論文有〈《唐律疏議》與「三禮」〉、〈敬老優齒──試探唐代的優老措施〉、〈服制、親屬與國家──唐宋禮法之喪服規範〉、〈禮教下的親情與恩義──傳統人倫秩序與當代人際關係的教育思考〉等。

此書對中國原始社會進入早期國家的過程和古代社會的特質提出體系性的解釋，是貫串新舊資料的智慧結晶。 本書雖然含有濃厚的體係傾向，但透過不同意見的辯駁，開啟無數新的研究課題，讀者可以在此基礎之上繼續探研，建構自己的天地。 還有，本書不論內容或行文在在散發沈潛幽思的風格，一掃浮華的流弊，它的影響範圍應該不限於古代史研究而已。

本書透過「地獄‧宗教‧國家統治」以及「法律‧社會‧人間秩序」兩大主題，具體呈現古代中國的國家統治與秩序原理。 「地獄」，不僅僅用來指一個空間或場域，同時也是一個神判或者冥判的概念。亦即凡是所有來自超越世俗的制裁力量，並且具有約束或者法律上的審判意義者，均屬之。「法律」，包含「國家法」與「民間法」。從「國家法」進而討論透過國家律法所建構的人間秩序；從「民間法」進而研究其與國家統治的關係。 「人間」是刻意相對於「地獄」，「人間秩序」在語意上等同於「社會秩序」，以顯示其有別於「地獄秩序」。 不論是「地獄」或「法律」，都是用以維護「人間秩序」的重要工具，地獄與宗教可以連結到國家統治；而法律與社會則可以連結到人間秩序。前者涉及到「道德與懲罰」；後者涉及到「國家與社會」。 ---------------------------------------------...(展开全部)

本書透過「地獄‧宗教‧國家統治」以及「法律‧社會‧人間秩序」兩大主題，具體呈現古代中國的國家統治與秩序原理。 「地獄」，不僅僅用來指一個空間或場域，同時也是一個神判或者冥判的概念。亦即凡是所有來自超越世俗的制裁力量，並且具有約束或者法律上的審判意義者，均屬之。「法律」，包含「國家法」與「民間法」。從「國家法」進而討論透過國家律法所建構的人間秩序；從「民間法」進而研究其與國家統治的關係。 「人間」是刻意相對於「地獄」，「人間秩序」在語意上等同於「社會秩序」，以顯示其有別於「地獄秩序」。 不論是「地獄」或「法律」，都是用以維護「人間秩序」的重要工具，地獄與宗教可以連結到國家統治；而法律與社會則可以連結到人間秩序。前者涉及到「道德與懲罰」；後者涉及到「國家與社會」。 ---------------------------------------------...(展开全部)

《礼书通故》探讨的范围相当广，时限相当长，举凡经注史说，诸子杂家，上自秦汉经师，下逮当代学者，义有分歧，率皆甄绿，然后明辨是非，折衷至当。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研讨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不存门户之见。比如三礼之学，向以郑玄注为宗，而此书驳郑处不下百条，其申郑处亦复不少。对待历代数十百家的经师、学者也莫不如此，皆是采择其精言，发挥其胜解，匡补其不逮，纠正其误说，或申或驳，大都有根有据。黄氏通过这部巨著，将两千年来的古代礼制研究成果，做了出色的总结。 黄以周基础厚，读书精，功力深，钻研透。他的遣部礼书通故考辨详明，断制准确，澄清了许多问题，解决了不少纠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问世以来，在学术界一直享有盛誉。俞樾称此书「洵足究天人之奥，通古今之宜，视秦氏五礼通考，博或不及，精则过之气章炳麟赞此书「盖与杜氏通典比隆，其校窍异义遇之，诸先儒不决之义，尽明之矣气均推挹甚...(展开全部)

《礼书通故》探讨的范围相当广，时限相当长，举凡经注史说，诸子杂家，上自秦汉经师，下逮当代学者，义有分歧，率皆甄绿，然后明辨是非，折衷至当。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研讨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不存门户之见。比如三礼之学，向以郑玄注为宗，而此书驳郑处不下百条，其申郑处亦复不少。对待历代数十百家的经师、学者也莫不如此，皆是采择其精言，发挥其胜解，匡补其不逮，纠正其误说，或申或驳，大都有根有据。黄氏通过这部巨著，将两千年来的古代礼制研究成果，做了出色的总结。 黄以周基础厚，读书精，功力深，钻研透。他的遣部礼书通故考辨详明，断制准确，澄清了许多问题，解决了不少纠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问世以来，在学术界一直享有盛誉。俞樾称此书「洵足究天人之奥，通古今之宜，视秦氏五礼通考，博或不及，精则过之气章炳麟赞此书「盖与杜氏通典比隆，其校窍异义遇之，诸先儒不决之义，尽明之矣气均推挹甚...(展开全部)